“款物”去向应作为诈骗犯罪是否成立的条件

陆守忠律师 

本文所称“诈骗罪”为《刑法》第二百六十六条的一般诈骗罪。在本罪中，被害人“款物”的去向如不能查清，则不能达到证据确实、充分的定罪标准。现举一案例以说明（陆守忠律师亲办案例）。

R的老公在一酒局与一女子开房，后该女子以强奸为名告发至R的老公被逮捕。R决定“营救”其老公，被告人P参与。R控告称，P自诩有关系，前后索要共计30万，但实际无任何关系。P辩称，是R让其将钱交给指定的第三人，P未拿一分钱。本案P收取R的30万的证据“确实、充分”，P也承认。但无任何证据显示P收取30万款物的去向。

就前述案例中，30万涉案金额最高可能判处十年的刑罚，证据要求则要求更加严格。如果真如R所言，P诈骗了30万，那么如此大金额的款物无论是消费或转移肯定会留有痕迹。而最吊诡的是，在侦查、审查起诉阶段根本没有对此做过证据收集。

前述属于典型“的司法掮客”诈骗案件。被告人辩解接受R委托将款项转交指定的第三人现象，在“司法掮客”中较为常见。因此，并不能因是被告人的辩解就排除该事实存在的可能性。况且，“司法掮客”通常为了躲避追查，会“转手”多次，被“黑吃黑”闹“内讧”的也屡见不鲜。

所以，如不能查清P对30万金额的处置，本案则无法达到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五十五条“排除合理怀疑”的标准。

首先，从犯罪构成来说，涉案“款物”去向应当查明。诈骗罪的主观必须是以“非法占有”为目的。“非法占有”的查证除了通过被告人的供述外，还可以从其对待涉案财物的态度、消费等行为予以认定。即便被告人的供述有“非法占有”为目的的故意，但对涉案“款物”实际的处置与供述有矛盾的，就必须还要补强证据（如果定罪的话）。 其次，刑事案件是由公诉方证明被告人罪成。在被告人辩解不能排除可能性的情况下（除非被告人辩解说某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之类明显不可能的事实），审理阶段，人民法院就应当要求补充侦查，以证明被告人的辩解不成立（如果确定有罪的话），而不能认为辩解人是“被告人”，而天然的认为所有“辩解”都是“狡辩”而不予理会。

刑事案件后果的严厉性，促使了刑事证据的严格性。对于诈骗类刑事案件中“款物”的去向事关是否构成犯罪，特别是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，更需查实款物去向以排除合理怀疑，杜绝冤假错案发生的可能性。(END）